《癸酉本红楼梦》面面观（二）
■ 李尔山
3、我认为《吴梅村石头记》后28回是一个伪作，并不等于说这本书不好，如果仅是把其看成为一种“续书”，其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红楼梦续书无数，应该说这是和前80回伏线应对最为合乎情理和逻辑的一种。因此，我并无太过强烈的批评之意。更何况在红学领域中，“作伪”这种事，原本并不罕见。
比如我始终认为当年胡适之先生生拉硬扯的把曹雪芹弄成江南织造曹寅的孙子，也有“作伪”之嫌。
《红楼梦》的研究发展至今 ，
在官方学术刊物上已是一家之言。即，只能认为时代背景是清朝雍乾时期，作者是 曹寅之孙“曹雪芹”。红学的所谓自由争鸣大约只在这个框架之中。造成这样的局面应该说与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后获得了更多拥趸有关。
其实，在清代，有关《红楼梦》作者是谁？人们都是猜测。乾隆年间程伟元高鹗收集整理《红楼梦》时很老实地记下“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
有人猜测作者是明遗民（如吴梅村、冒辟疆）、纳兰公子，曹寅儿子，曹寅孙子，还有天理教曹纶之祖父曹城等等。其中一桩：宗室子弟爱新觉罗.敦诚著有《四松堂集》，内有“寄怀曹雪芹”一诗。诗中“杨州旧梦久已绝”句下有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敦诚认为，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曾跟随祖父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享受过繁华，所以才有“旧梦”可写。当时人们据此，把这首诗和注当作敦诚认识曹雪芹的证据，也就认定雪芹应是曹家子孙无疑。其实，敦诚的这首诗不过是一个“臆断”，因为有史料记载，曹寅生前膝下无孙！更遑论其孙雪芹随之任上享乐了！
这时，胡适从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学成回国了，他接过了已成“死案”的敦诚之说。称自己“找到了”敦诚《四松堂集》付刻前的“底本”。在《四松堂集》“底本”中，敦诚跟曹寅孙子曹雪芹经常聚会，还为死去的曹雪芹写过挽联，云云。这样曹雪芹就真的成为曹寅的孙子了。不仅如此，曹雪芹的的卒年及大致年龄也有了，再后来，其创作《红楼梦》的大致年表也有了……这样，曹寅孙——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遂成定案，创作年代为清雍乾时期也成定案，这是考证派红学（亦称新红学）的基石。
但是这块基石并不牢固。很多硬伤至今无医无药可治。如曹氏家谱中就没有曹雪芹其人。曹氏是大家，雍乾即有族谱，《红楼梦》、曹雪芹，乾隆时即有其名，因何雪芹不入曹氏谱？说他是曹寅的孙子，但连他的父亲究竟是谁也搞不清楚。又如，雪芹著红楼，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家，但在红楼之外再见不到他的任何文学作品，100年只找到他的半首诗，也还存疑。而且至今这位绝世大家还连个基本生平简历都没有。再如，按照年龄推算，他写《红楼梦》（甲戌本）时才十几岁，这是事实吗？还有乾隆年间大清君国之讳、曹家父祖之讳，红楼一书全不忌避，这可能吗？等等。
所以，很多学者一直都在怀疑胡适先生的所谓《四松堂集》的“底本”，也是作伪！
呵，和今天的《癸酉本后28回》很像。
4、当然，客观的讲，胡适新红学获得拥趸，其实并不在于他“找到了”曹寅的孙子曹雪芹，而是因为他以及创立了“红学批评学派”的俞平伯的《红楼梦》文本思想适应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潮流。
胡适和俞平伯没有像蔡元培、王梦阮、沈瓶菴、邓狂言等旧红学人士苦苦于“排满反清”大背景中搞索隐，而是把红学的背景由“国恨”压缩成“家愁”，认为《红楼梦》仅仅是在一个大家庭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演译了一段男女主人公“悲金悼玉”的爱情悲剧，
因而具有某种“个性解放”的特色。不用说，这个“西化”味很浓的文本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很是合拍。加之文中的“贾家”和敦诚、胡适找到的“曹家”，形成的对应关系，更使“曹雪芹即贾宝玉”的“自传论”也不胫而走。于是乎，胡先生的红学王国一切都Ok了！
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遭遇了极大的挑战，而且发动这场红学之战的正是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很不认同胡适把《红楼梦》的背景压缩到一个大家族的衰亡中来，只塑造几个个性解放者。他要把它放大——当然也不是要放回到蔡元培等人的“排满反清”、甚至也不是孙中山的“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勾起人们怀念故国的哀思。他是要把《红楼梦》放入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没有家庭、国家、民族界限的更大背景中来，让人们从中看到“叛逆者”和“掘墓人”。
事情发生在1954年的春天。山东大学的两个年轻人蓝翎和李希凡，在《文史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文章向新红学的一员大将《红楼梦简论》作者俞平伯提出挑战——指责俞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此文毛泽东看到了，而且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就这样，毛泽东亲自为红学植入了阶级斗争的内核，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红学派。1990年，作为“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临终谢罪：“千秋功罪，难以辞达。”这个结局不说了，人人都知道。
新红学本身遭遇了极为惨烈的阶级斗争的洗礼，但在铩羽之后，新红学的“雍乾年代”“雪芹自传”的基石却并未被翻动。因为说来说去那是一场政治运动，斗争的目标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曹雪芹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换上李雪芹也一样。
（编辑：张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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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具有某种“个性解放”的特色。不用说，这个“西化”味很浓的文本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很是合拍。加之文中的“贾家”和敦诚、胡适找到的“曹家”，形成的对应关系，更使“曹雪芹即贾宝玉”的“自传论”也不胫而走。于是乎，胡先生的红学王国一切都Ok了！
此文毛泽东看到了，而且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就这样，毛泽东亲自为红学植入了阶级斗争的内核，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红学派。1990年，作为“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临终谢罪：“千秋功罪，难以辞达。”这个结局不说了，人人都知道。
